孟国庆也不例外,面对着陌生题型的试卷一时无从下笔。令他开心的是,他在试卷上看到了他前一天在火车上刚刚“啃”过的那本书上的一些内容。“别小看这火车上的临阵磨枪。”孟国庆说,“正是那本借来的书,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英语里还有一个“虚拟语气”。在英语笔试考卷中,居然还考到了这本书上的几个小题。”
口试的朗读材料是从“新概念英语”中选出来的,然后接受考官的提问。面对三位“命运判官”,口语不强的孟国庆忐忑不安。“我结结巴巴像挤牙膏,朗读时很多发音不准甚至干脆读错了。看着考官一直在记录,我就越来越慌张……”就这样稀里糊涂从考场里走出来,对自己的考试成绩已不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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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孟国庆安心回到设计院,整天仍是为生计而忙碌。他不指望单凭这么一次考试就让他能出国深造,“出国留学,祖祖辈辈都不敢想的事,怎能就凭一次考试就让这种既不可望又不可及的好事落在我头上?”孟国庆说。
然而,一个月后,孟国庆竟然收到了考试通过的通知,并通知他再经过几次筛选,就可以赴美留学了。孟国庆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了大馅饼,一下子就砸在了自己的头上。他欣喜之余又诚惶诚恐,担心别吃不着馅饼还把自己砸晕了。接下来又经过层层筛选,孟国庆真的吃到了这个大馅饼,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第8期赴美留学生之一。

“那是一场决定我人生命运的考试。”孟国庆再次重复这句话,“一切来得都太突然,甚至太神乎其神了,简直就和小说里写的一样,很戏剧化,令我终生难忘。当时山东省参加考试的有数百人。吃饭时每人发两个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个装馒头,一个装菜。因学校饭厅里容不下这么多人,大家只能蹲在操场上吃饭。里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调,唧唧喳喳,场面可谓壮观。两年后,我在密苏里州一个城市开会,听说一位中国学者也是上述“食客”时,顿时觉得缘分不浅。当天晚上,这位老兄宁可让自己订的希尔顿大饭店的房间空着,也要到我房间的地毯上和我侃大山,回忆起当年那个场面感慨不已。”
这个令孟国庆欣喜又惶恐的大馅饼并不是无缘无故就从天上掉下来的。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后,说了一段改变无数个中国人命运的一段话:“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十几天后,教育部《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就交到了国务院。报告提出,立即选拔3000人出国留学。8月,该报告获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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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美已定于1979年元旦正式建交,因此,首批留学生定下派往美国。和美国联系后,对方的态度出人意料地热情。1978年9月2日,美方就向中方发来邀请函,10月7日,由北大校长周培源率领的11人代表团访美。从旧金山到华盛顿,一路拜访了很多著名大学。10月22日,代表团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明确了美方在1978-1979年度,接收500-700名中国留学生。
当时有很多人担心,这些留学生万一“叛逃”还回国怎么办?面对种种质疑,邓小平又说:“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担心他们不回来,即使出国的1000个人中跑掉100个人,也只占十分之一,还有900个人回来。”
就这样,孟国庆成为邓小平指示以及国家教育部《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的受益人之一,开始准备赴美留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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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留学生博物馆基本陈列中,有一张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52名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于1978年12月26日出发前的合影。这52名中国人,一样的衬衫、大衣,一样的皮鞋、皮箱。他们从北京出发,辗转巴黎,抵达纽约。他们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的几十所学校中,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生涯。关闭了十余年的公派留学之门在文革后重新开启。孟国庆说:“这张合影是中国开放留学的代表性照片,他们是第一批出发的,我并不在其中,我是第8批出发的。第一批因为时间紧,他们出国前并没有联系好学校,是他们到了之后国家临时联系就读学校的。后来的几批,都是按正常手续办理,在国内先进行语言培训,拿到DSP66签证后才出国的。”
孟国庆记得,那场决定他人生命运的考试在全国同时进行。这一年,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后首次向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去美国留学1500人,其余的分别赴英国、法国、德国、南斯拉夫、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1979年2-3月,孟国庆在“上海出国留学生预备部一期”接受英语培训,9月到北京接受培训,学习有关文件、外事纪律,及国外礼仪等。“在培训喝咖啡的时候,有人竟然先把牛奶直接喝了,闹了大笑话。给我们培训的沃老师认真而耐心,我们这些从未接触地西方礼仪和生活方式的成年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从头学起。”
在北京培训期间,他们开始购置出国的行头。他们已经不像第一批出国留学生那样由国家配置统一服装,而是由国家给他们每人发700元人民币的制装费,到当时专门设置的“北京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可以不要布票。孟国庆买了6套内衣,一打衬衣,2套西服,1件大衣,还有其他一些日常用品。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