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作者孟国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博物馆“祖国记忆――走近致公党留学生党员”专题展览入展人员之一。
前两天收拾房间，在书柜的角落无意中发现一个老式九管六波段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的外套已经斑驳陆离了，但还能吱吱发声。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收音机又大又重，音质也不好,但在当时却是全国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效果好，外形漂亮，并且还有几个短波，在很多地方甚至在上海都难买到，十分吃香。
如今短波收音机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年代绝对是个“异类”，因为有短波就有收听“敌台”之嫌。“收听敌台”在当时也是一个罪名。
不知何时开始，我发现“美国之音”有一个《英语900句》的节目，高兴极了。我高中时很喜欢英文，英语成绩也不错，曾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名。20 世纪50 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学上英文课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听老师讲，英语的听力训练根本谈不上。由于闭关锁国，当时的英语课文中存在不少谬误，例如我们高中的课文中有 “We are happy and gay.”（gay有愉快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男同性恋”的意思。）和 “I am a negro boy, he is a white boy.”（ negro对黑人有蔑视的意思，常用的应该是black）这样的语句，可见当时国内的英语学习环境是何等的贫瘠，因此《英语900句》对于我尤为可贵。
当时我在贵州大山沟的六盘水工作，那里山高林密，天荒地远，很难收到短波信号，我便在房间里拉了一根细电线当外接天线。当时还没有耳塞式耳机，每次收听都把天线拉到最大，脸贴着收音机听，唯恐别人发现有收听“敌台”之嫌，甚至连我爱人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我在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
那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不多，更没有什么文艺活动，大家一般晚上都很早就洗完上床。《英语900句》给我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每听到《英语900句》中柔和的美式英语和主持人何丽达优美的中文解说，真有种心往神怡的感觉，这是我每天最惬意的时候。
后来，我托上海的一位“赤膊弟兄”帮我买了一本内部出版的影印本《英语900句》，书中优美的钢笔画插图流畅而优美，别有一番风味，和当时文革的宣传画相比显得格外清新。虽然《英语900句》是影印本（如今严格地说就是“盗版”），但是纸质不错。据说，《英语900句》是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从美国回来推荐的。当然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私下收听《英语900句》的人越来越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78年7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国和美国互派留学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6月23日他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问题汇报时说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还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当时中国政府决定首批向全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美国1500人。经过“过五关，斩六将”的严格选拔，我有幸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到了大洋彼岸，后来又结束了我在外地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出国考试前，我的听力仅限于《英语900句》和英语“老三篇”。我很难说《英语900句》对我的帮助有多大，但它对我英语水平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我对此“念念不忘”。1979年到美国后，我试图给美国之音写信感谢《英语900句》的主持人何丽达，但我当时还心有余悸，唯恐弄得不好被遣送回国，所以只能作罢。据我了解，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都听过《英语900句》。
近50年过去了，我们当年学英语的尴尬和苦涩再也不会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重演了，他们学外语再也不需要通过“偷听”了，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今年是改革开放37周年，也是我们国家恢复派遣留学人员37周年。据报道，截至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
50年来，我和祖国一起呼吸，也一起经受了各种风雨和坎坷，我也由“翩翩少年”变成了 “40后”。改革开放给我们全家五代人带来了幸福和欢乐。对此，我们全家包括我两个黄头发、黑眼睛的洋外孙都从心底感激小平同志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当然其中也有《英语900句》的一份功劳。
50年来，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对祖国一往情深的初衷未改，一如既往如丹凤朝阳。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参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能献身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为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奋斗是我莫大的幸福和无上的光荣。
前几天，习近平主席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习主席这次访美成果丰硕，可以预料中美这两个大国在国际合作上会有新的篇章，这也是我们老一辈留学生的希望。激动之下，我写了如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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