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同学会（Western Returned Students’ Club）不是政治团体，也不是为了赢利的经营性团体，而是一个专属性倶乐部。欧美同学会的主持者和会员都有自己的职业，他们业余组织或参与同学会的活动，服务于群体自身，也对外开展一些公益性活动。
有证据表明，欧美同学会成立时订有以游艺交际为主的章程，但至今没有发现对该章程的直接记载。欧美同学会创立之时对会名等进行过认真讨论，对成立目的和活动方式的意见也一致，但看来没有对外广泛宣布自己的章程。不过在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呈报拨石达子庙为欧美同学会会所的呈文中，引用王景春的报告，称同学会“以讲学、言志、敦品、励行为宗旨”。这当是欧美同学会最初的宗旨，强调提高学识和道德修养，是后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八字宗旨的雏形。
据创始人顾维钧回忆，成立初期的欧美同学会，“丝毫没有政治目的”，开展的活动主要是“不时举行社交集会”、“聚餐”、“每人都可回忆学生时的欢乐”，请中外“著名人士讲演，或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召开讨论会”，“通过举办演讲会、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公众受益”。
“没有政治目的”不是不问政治，不少会员留学时学的就是“政治”学科，很多会员的职业就是搞政治的，会员之间并不讳言政治。蔡元培在对会员演讲时，还鼓励会员要像英国社会那样“专重阶级”，像法国社会那样“专重民权”，兼收并蓄，赞赏留学生“喜谈战略”、“侈言革命”。“没有政治目的”是指欧美同学会作为一个团体，不带政治意图，不介入国内的党派之争，而是超然于党派之上。欧美同学会之所以强调“没有政治目的”是有背景的。民国初年党派林立，党派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多遭非议。因此，欧美同学会声明不带政治目的，可以团结尽可能多的欧美留学生。
欧美同学会作为一个倶乐部，并不只是联络感情、交谊和餐宴，而是颇为注重会员的道德修养和学问研究，这在目前知道的早期两次聚会中就体现得很明显。
一次是前面提到的第一篇关于欧美同学会大会的报道。外交总长孙宝琦、教育总长汪大燮出席并演讲。其中孙宝琦着重讲的就是道德，期望欧美同学“当此世风颓败之际，应格外讲究道德，为国人之倡”，“于学问之外益于道德”。
一次是1917年2月17日的新春恳亲茶话会。曾多次出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和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申报》对这次茶话会的报道概述了陆、蔡的讲话：
陆谓：北京场合如一火炉，最易消耗意志，回国留学生一入其中，鲜不为其熔化。并历数自身经历情形，敦勉各学员振刷精神，力祛习染，以“安身立命”四字为立脚根本。……蔡君继起演说，引申陆氏前段之意，略谓：凡有一种社会，均有熔化能力，皆可作火炉观。如英国社会专重阶级，故留英学生多赴政界；德国社会专重军人，故留德学生喜谈战略；法国社会专重民权，故留法学生侈言革命；美国社会专重商务，故留美学生注重贸易；比国社会专重工业，故留比学生竞言制造。中国如能将各种火炉熔合为一，方为善学外人。今幸欧美留学生同聚一堂，彼此观摩，必能交换所长，蔚为国用。云云。演毕，王干事代表全体致谢。各会员合拍一影后，群入茶话会。
和孙宝琦一样，陆征祥所讲的也是道德修养问题，蔡元培则鼓励会员“善学外人”，各展所长，报效国家。
孙宝琦、陆征祥、蔡元培等所言并不是没有针对性的泛泛之谈。当时，亲身体验了中国与欧美巨大差距的留学生，普遍怀有强烈的报国热情和志向，但回国后，在官府中任职的留学生确实面临着是否与官场旧习同流合污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同学会注重道德修养，提倡抵制官场旧习，鼓励努力学习、坚持报国之志，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1917年，总统黎元洪赠给欧美同学会的匾额题的是“会友辅仁”四字。这可以说是对当时欧美同学会宗旨的一个精练概括。
除了联谊和砥砺道德外，初期的欧美同学会很重视开展民间外交。一是会员在欧美留学时，结交了不少外国人士，于是，每遇有相识外人或其所介绍者来华，自当尽地主之谊；二是有不少会员从事外交工作，因此，个人款待外宾和集体迎送欧美驻华使节及本国的驻外使节，也是欧美同学会里的常见之事。
由于“没有政治目的”，欧美同学会成立后，除了参与一些外交界的活动，在政治领域并不活跃，参与外部活动不多，以致1915年时给新闻界的印象是：“都中有欧美同学会者，留学欧美归国者之团体也，向来除迎送驻外公使外，未闻有何举动。”但是，作为曾受欧美民主思想熏陶的“海外归来莘莘学子之团体”，欧美同学会在共和与帝制、民主与专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整体上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坚持了民主、共和的正确立场。
风雨如晦，爱国之心不已；家国多难，报国之志弥坚。欧美同学会以“讲学、言志、敦品、励行”为宗旨，在民国初年波涛汹涌的政潮宦海中，为归国欧美留学生提供了一处“会友辅仁”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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