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资纱厂发生日籍职员残暴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事件后，上海学生上街演讲并为死伤者募款，结果多人被租界巡捕逮捕。5月30日下午，上海学生3000余人到公共租界演讲上述事件真相，又有数十名学生被捕。上海各界群众集聚在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警开枪打死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等11人，伤多人，逮捕百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很多地区民众纷纷游行、集会、罢课、罢工、罢市，形成了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主义的民众运动。
北京青年知识分子历来在爱国反帝运动中站在最前列。五卅惨案发生后，1925年6月3日北京各校3万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同日，清华学校教职员会议公决，发布宣言，对上海惨杀事件表示痛愤。宣言英文稿由欧美同学会会员吴宓译成中文，交《晨报》刊登。内容为：“顷者上海手无寸铁之中国国民，竟被西捕开枪伤毙多人。同人等实深痛愤。对于死伤者异常哀悼，对于全国各地为此事抗争之学生及人士尤具同情。谨此宣言。”其他学校、社团也十分关注运动的进展，据天津《大公报》报道：“6日下午4点，国外同学政治改进会马德润、王建组、柴春霖、张国辉、林襟宇、华南圭等数十人，假欧美同学（会）开谈话会”，出席者多系欧美同学会会员。6月10日，北京市民20万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声援上海民众的反帝斗争。25日又在天安门举行30万人的国民大会，发布宣言，宣告中国国民绝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议决抵制英、日货物。北京的反帝斗争一浪高过一浪。
欧美同学会不少会员是外交人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即有会员蔡廷干、曾宗鉴、朱兆莘等参与了北京政府就此案的对外交涉。
6月11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再次制造惨案，打死8人、伤11人，湖北交涉署交涉员、欧美同学会会员胡钧在报告北京外交部的同时，向汉口英国代办提出了严正抗议。
为了与列强交涉沪案，北京政府6月16日决定设立外交委员会，聘任孙宝琦、颜惠庆等18位“外交名流”为委员，25日，段祺瑞又特派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干三人为沪案全权代表，和外交部一起，就道歉、惩凶、赔偿、抚恤、解严与恢复被封被占学校原状、改组会审公廨和工部局、修改不平等条约等，与外国公使团进行谈判。
在交涉中，参与交涉的欧美同学会会员坚持了爱国立场，驳斥谰言，据理力争，努力维护中国的权益。但是，由北洋军阀政府的本质所决定，在交涉和谈判中，又表现得相当软弱。这种既爱国又软弱的情况，在欧美同学会对五卅运动的公开宣言中表现得很清楚。
6月7日上午10点，北京欧美同学会董事、干事两部召开1925届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发布对五卅惨案的宣言。到会的有董事长王正廷、董事马德润、董事兼干事长颜惠庆，干事华通斋、贝寿同、丁铁厂、王世澄、陈聘丞、周诒春、叶景莘，另有事务长章元善列席会议。会议显然有分歧和争论，一直开到下午4点，形成了《北京欧美同学会董事干事两部对于沪案之宣言》，与会11人都在《宣言》上签了字。《宣言》痛斥了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的残暴行径，提出了“分别标本”解决五卅惨案引起的巨大风潮的办法。具体办法是：
甲治标：（一）应速筹恢复秩序办法。……宜由中国政府商同公使国，各派人员组织临时机关，在此事未根本解决以前，暂将维持公共租界治安，全权交与主持，俾得一面宣布租界解严，一面劝告国人复业，人心既定，乃可和平解决；（二）宜速秉公查办。……宜双方互派公正人员，实地调查真相，以便秉公办理。真相既明，责任有归，然后抚恤、惩罚等各条件，可得迎刃而解。
乙治本：（一）本案之根本解决。按此次风潮之起，亦以历来上海租界种种不平之事，积之弥久，遂一发而不可遏。欲为惩前毖后之计，宜有根本解决之图。夫上海为中外共居之市，虽系租借，究属中国领土。现在握全市管理权者为工部局，本国人民住居租界者，将近百万，而工部局之董事部，国人皆不与焉。且工部局为市政机关，并无立法之权，对于全市华商所反对之印刷法附律等，竟欲代中国政府而立法矣。租界当局对于华人本无司法之权，乃竟据会审公堂为己有，延不交还。举此两端，仅其大者。商民之饮痛久矣，是以中国与关系各国对于此类问题，亟宜根本解决，庶此后沪上中外相安，不再演此不幸之惨剧；（二）中外条约之修正。中国国际关系，常使人有不平之鸣，全国同具此感，固不限于上海一隅。此类事变根本解决以后，宜将中外条约加以修正，以张公道，此固为国民应有之主张，绝无所谓排斥何方之意义。当此世界潮流日趋亲善之时，当亦为各友邦所能谅解。惟此时自应先注全力解决沪案，然后再行处置全局问题，以永奠中外亲善之基础。
该宣言以《欧美同学会之宣言》为标题，刊登于《申报》1925年6月11日第5版《北京各界援助沪案之进行》专题中。同专题中还有《梁启超等之意见》（该《意见》的观点与欧美同学会的《宣言》相近），署名者中有顾维钧、丁文江等欧美同学会会员。之后，当时很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于1925年7月发行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增刊》的“重要函电汇录”一栏，也收录了欧美同学会的这份《宣言》，不过标题改为《王正廷等宣言》。此《增刊》还收录了《北京大学教授宣言》、《梁启超等宣言》（即前述之《梁启超等之意见》）以及《章炳麟等宣言》。这表明，欧美同学会的这一宣言颇为外界看重，传播较为广泛。
6月21日，上海欧美同学会也召开大会，到会者有英、法、德、美、比、意、瑞士等国归国留学生，议决就五卅惨案发表宣言。该《宣言》在谴责了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的“不正当”行径后，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与北京《欧美同学会之宣言》中的办法基本一致，主张对沪案“以和平手段解决”，进行“公正的有力的调查”；之后，“工部局董事会应有华人代表”，应“修订不平等条约”。
北京、上海欧美同学会的这两份宣言都坚持了正义和爱国的立场，都认为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枪杀徒手之示威者、旁观者是不正当的。但又都主张双方勿走极端，应抱着和解的态度，以和平手段解决，对沪案进行公正有力的调查。在中国民众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空前强烈的情况下，两份宣言只主张改组会审公廨和工部局而不是收回租界、修改而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应该说，两份宣言的上述要求，在当时是列强有可能接受的，是较现实的。但两份宣言都对当时已在广东等地兴起的革命运动缺乏认识，低估了民众的力量，语气温和，要求太低，令民众失望，更令很多进步青年不满，因此遭到批评或批判。
北京大学师生团体猛进社主办的《猛进》期刊《沪案特刊》第一号（1925年6月15日出版）就发表了两篇文章，分析、批判北京欧美同学会的宣言。其中一篇将梁启超、顾维钧、王正廷、颜惠庆等的宣言与北京公使团及上海领事团对五卅惨案的答复相比较，“发现了相同的议论，类似的主张”，该文最后质问道：
我们现在要问梁启超等：1.根据其什么逻辑及法理，你们竟公然承认不愿意反对在中国的外国人享受特别权力？2.上海的大惨杀，……你们不表示一种严重的抗议的态度，何以还说什么友谊的磋商，什么同情的谅解呢？我们要问王正廷等：1.沪案责任谁属，至为明了，何以你们还说“报告不一”、“事实未明”呢？2.国人对于沪案的激昂，是爱国的表现。何以你们还说什么“盛气”，什么“恶感”，什么“猜疑”呢?
梁启超、顾维钧、王正廷、颜惠庆等对列强之所以如此软弱，不是偶然的。
欧美同学会成立后，北京一直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1916年袁世凯死后，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先后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地，相互混战。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等欧美同学会会员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熟悉欧美的情况，有外交经验，有广泛的国外人脉，不是北洋军阀的将领武夫能够替代的，因此从1920年起，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等为北京政府的掌权者所借重，因袭外交总长，并曾多次代理内阁总理等，曾被称为外交系，由于他们主要负责对欧美的外交，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有亲欧美的倾向，又曾被称为英美派。北洋政府高官的身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五卅运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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