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曾在欧美学习、生活过，欧美同学会会员格外关注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0月协约国一方胜局已定，而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因此，欧美同学会会员格外兴奋，特地于1918年10月17日下午于南河沿会所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会场上高悬用汉语、英语、法语三种语言书写的“国民自觉”、“万国平等”等金纸红字的匾额。蔡元培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战事告终，建设开始，万国应一致进行。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全场高呼“万岁！”。与会者除荫昌和许多会员外，大半为英、法、美、日等在京外国人士。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界等七项“希望”条件，以及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在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等要求。但是几经申述、交涉，与会列强却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和主张。
欧美同学会有不少会员是外交人员，而且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是欧美同学会的会长，四名全权代表中，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三人也是欧美同学会会员，他们各尽所能，尽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义正词严地申明山东是中国领土，提请参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雄辩地说，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他的这些话，迅即被多家媒体转载引用。
欧美同学会格外关注和会的动态，1919年2月初，日本驻华公使以停止贷款等为要挟，要求中国政府训诫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北京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日畏缩，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不满。据天津《益世报》1919年2月7日报道，“北京欧美同学会亦于日前致电巴黎”中国代表，对他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努力表示钦佩，并表示将誓为他们的后援。天津欧美同学会也同时致电声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北京和天津欧美同学会是已知的五四运动中最早致电声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社会团体。
由于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欧美同学会决定于1919年3月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再次声援中国代表团。除了通过联络渠道发通知外，还于3月3日在北京《晨报》登报告知：“欧美同学会开会：欧美旅京同学会会员定于本月五日在石达子庙本部开会，讨论要政。”
4月5—6日，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召开年会。与会者对巴黎和会尤为关注，面对日本欲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严重形势，群情激愤，一致决定并立即行动：
一、致电学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代表团。电文中说：“力争发言，勿为日人气馁，此间同人愿为后盾。”二、立即以同学会的名义，向国内外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该《宣言书》要点有：
一、主张统一，先除障碍。
1.废军阀政治。
2.军人不得干政。
二、主张民治。
1.实行普及国民教育。
2.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凡不正当干涉自由讨论者，认为违背民主政治原则。
三、主张政治上应从实效方面改良，关于财政出入及外人交涉均需公开。
四、促进币制统一。
五、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
六、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
蔡元培出席了此次年会，并指出：“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像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提醒与会者不能只发了宣言了事，而是要重视实际作用，在巴黎和会问题上要和政府划清界线，力争到底。
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5月2日，欧美同学会会员、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将上述情况告知全社会。5月3日，蔡元培从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那里获知内部消息，北洋军阀操纵的钱能训内阁已密令中国代表签约。在这个紧要关头，蔡元培迅速召集学生代表，告知这一消息，同时与王宠惠、叶景莘以欧美同学会名义急电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告诫其切勿在和约上签字。北京大学的学生则连夜开会讨论，提出四点决议：一、5月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各界一致奋起抗争；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游行；四、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从5月4日上午11时起，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高举用中文、日文、英文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卫主权”等口号的标语、旗帜，陆续汇集到天安门前，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4日当天下午4时，欧美同学会于南河沿会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于青岛问题应取的办法，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致电巴黎和会四大国代表，要求对于中国问题秉公办理，并予以公正之待遇。
二、致电巴黎中国委员，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于和平条约。
三、五月七日（星期三）午后三钟，留学生皆当聚集于本会，以中国全体留学生名义齐赴英美两使馆，要求两公使转达其本国政府、人民，对于中国在和会上请维持公理，并予以公正之待遇。
北京学生继5月4日大游行之后，5日、6日又展开罢课斗争，坚决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天津的大、中学生也积极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5月7日，北洋政府为了禁止北京各界预定在天安门举行的集会游行，竟然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了北京大学。学生们只得改在校内举办宣传活动。
7日下午3时，欧美同学会又在会所开会，与会者200余人（一说300余人），还有“女学生十余人”。此前，欧美同学会每次大会一般有百人左右参加，此次会议虽然是临时召开的，但与会者却空前众多。与会者公推时为北京政府法律编纂会会长的欧美同学会评议员王宠惠为主席，讨论了由会员吴赉熙草拟的要求各国使馆转达该国政府的英文请愿书。请愿书首先声明，日本以武力要挟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日本决不能据此攫夺中国胶州；接着，请愿书希望友邦各国主持公理，判还胶州于中国。会议推举了赴英、美、法、意使馆陈述国人决心的12名代表，其中男代表八人，女代表四人。男代表是：王宠惠、伍连德、吴赉熙、罗文干、华南圭、钟隶丹、梅贻琦、刁德仁；女代表有白秀兰女士、费太太、潘太太等。会后，代表们立即前往各使馆递交请愿书。又决定另举代表与各团体接洽及全体齐赴国民大会，并决定与国民大会取一致行动。
这次会议同时还通电巴黎和会，电文为：
巴黎和平会鉴：中囯乃爱公理之邦，协约国对德宣战所持之主义，又为中国所深信。凡有损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皆视为不合理之举动。今对山东问题愿公平判决还我所失。
显然，曾经留学欧美的与会者此时对欧美强国仍然寄有幻想，冀望它们会伸张正义，主持公理。而实际上就连在五四运动中遭学生痛殴的曹汝霖后来也承认巴黎和会“为英、美、法、意、日五国把持，和约草案已于会前由五国商定，提出大会只为形式的通过而已。至领土和分配权利问题，亦有五国商定”。冀望“公理战胜强权”，这是当时中国爱国人士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天真而又无奈的诉求。
此次会议中，一个日本人曾穿着中国服装混进了会场，被当场捉住后逃走。经查，此人姓藤田，系来自东交民巷的日本军人。这说明日本方面很注意搜集我归国欧美留学生的动态。
五四运动期间，欧美同学会的活动很受社会和新闻媒体重视。对5月4日、5月7日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北京《晨报》都在当日发布会议的预告，又在次日及时加以详细报道。
继北京欧美同学会发出对内、对外通电之后，上海、南京欧美同学会也于6月23日联合发出了对内、对外的拒签对德和约的通电，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在损害我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的严正立场。不同地区的欧美同学会联合发表通电，这是第一次。
欧美同学会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在当时就受到北洋政府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载有《北洋政府查禁各地救国团体》一节，其中收录的北洋政府内部往来密电多处提及欧美同学会。例如，1919年9月8日《卢永祥查复上海各爱国团体处所及其主脑人物密电》称：“欧美同学会会长为蔡元培，附设在青年会内。查此等会所，多系以一人而跨数会者也。如此会不发达，则利用彼会，祗求有一能号召者，即为将来待价之地。其实拍发通电，如政府置之不理，自然日久不能存在。如欲取缔，则均在租界以内，极难着手。”卢永祥时任北洋政府淞沪护军使兼江苏省军务会办，密电提到的欧美同学会是总部设在上海、刚刚成立的中华欧美同学总会，蔡元培担任会长。还有1919年9月10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关于检查上海各爱国团体发电人名会所密函稿》中提到，“查近来上海地方，多有假借团体名义拍发通电”，“有商业公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欧美同学会等名目”。还有1919年10月4日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查复北京各界联合会处所及主脑人物呈》称：“各界联合集议事件，每假甘雨胡同青年会并北大学校、石达子庙为临时地点。”这里提到的石达子庙就是欧美同学会北京的会所，当时成为各界集会的地点。
五四运动后，欧美同学会仍然是北京爱国活动的重要据点，许多进步人士和新文化人士经常在此聚会。例如，1919年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就记载了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将陈独秀、李大钊于该年10月12日到欧美同学会参加《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纪念会和欢送许德珩、陈宝锷赴法勤工俭学茶话会一事。
《国民》杂志是反帝爱国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主办的，1919年1月创刊于北京，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邓中夏、黄日葵等在该杂志的创办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后，在以李大判为首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该杂志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改变，开始完全使用白话并刊载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该杂志社于1919年10月12日在欧美同学会会所召开成立一周年纪念会。陈独秀、李大钊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李大钊在演说中指出：“‘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均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作用，给了与会者很大的鼓励。
许德珩1915年秋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毕业，五四运动时是参加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积极分子，他和陈宝锷都是五四爱国运动学生的代表人物。五四运动后他们决定赴法留学，陈独秀、李大钊亲自参加了欢送会。
该两个会议均在欧美同学会召开，表明欧美同学会是支持这两个会的，很可能是这两个会的主办者之一，至少应该有欧美同学会的领导人参加了这两个会。这充分说明，欧美同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和战友。
五四运动之后，会员们仍密切关注时事政治，他们中不少人在政府不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或在教育界、文化界等有重要影响，同为欧美同学会会员的身份为他们之间跨部门、跨界别、跨官民的密切联系提供了渠道。如胡适在1922年的日记中，就记下了他与蔡元培、顾维钧、王宠惠、丁文江、林长民、李石曾、蒋百里等“二十多位欧美同学”在当年夏、秋发起茶话会，讨论当时的重大时政问题的情况。参加这个在私宅举行的茶会的欧美同学，不乏政学界的名流，或参与政府的决策，或执社会舆论之牛耳。他们以这种渠道，针对近时的时局，预先定下讨论的问题，商定主题发言人，不是漫谈而是预做准备地及较少顾忌地深入发表与交换意见，已经不仅是研究学问，而是参与国家大政，其性质已堪称国家级的智库，其作用不容忽视。
爱国情深，报国心切，高度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是欧美同学会早期就已形成的传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