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顾维钧回忆录》，最初的会员主要是在京的归国欧美留学生，但成立时的正式名称是“欧美同学会”，并未冠有“北京”两字。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曾特别强调，“这个名称是通过了多次讨论才通过的”。虽然1915年出版的会员录全名为《北京欧美同学会会员录》，但其中的“北京”两字稍小且横排，“欧美同学会会员录”八个字字大且竖排，足证欧美同学会成立时，正规名称就是“欧美同学会”。由于北京是首都，欧美同学会的会员大多为中央政府官员，会员中也有少量京外的归国欧美留学生，故欧美同学会从成立时起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全国性。
欧美同学会成立时，据顾维钧回忆，会员有“留美的八十五至九十人，留英的约五十五人，留欧洲大陆三个国家的一百人”，总共240~245人。
欧美同学会现存的最早的会员录是1914年编的，封面题名为《欧美同学会会员录》，共收会员273人，该名录经修订于1915年2月1日铅印成册，封面题名为《北京欧美同学会会员录》（民国四年二月一日修订）（以下简称《会员录》）。负责修订工作的，是会员费兴仁。《会员录》为竖排表格形式，每名会员占一格，开列有姓名、号、年岁、籍贯、留学国、学科、职业、电话和地址共九项内容，收有会员344人，已经比成立时多了100人左右，比1914年的《会员录》多了71人。其“例言”中说，欧美同学会此前就有《会员录》，新《会员录》是“由编者在京内各处调查，参酌旧录”，“或自文件查出”而成的。《会员录》中的会员名字，不管是中央各部的总长还是普通科员，“次序先后，概由姓氏笔画列之”，体现了和当时等级森严的官场迥然不同的平等精神。
“例言”还说，此次修订，“凡属确实无讹者，于格上以一横画如（一）标之”。可见修订时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核实、补充工作。《会员录》中，经过核实、标有记号的共计172人，约占会员总数的一半，这当是1915年年初时与同学会保持联系并常参加活动的会员。
根据此《会员录》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从成立到1915年2月，欧美同学会会员的大概情况是：
第一，在留学国方面，已查到明确记载的有260人，其中留美的最多，达90人；其次是留英的60人、留法的37人、留德的31人、留比利时的28人、留俄罗斯的7人、留奥地利的6人、留“印度南洋”的1人。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同学会在成立之初，就并不只限于欧美，留学印度与东南亚的也可入会。此外，《会员录》中，有少数会员并非留学生，而是曾驻欧美的外交人员，如公使、随员等，可见最初的入会条件并不局限于“留学生”。
第二，在籍贯方面，已查到明确记载的为275人，其中江苏（含上海）籍的最多，为82人；其他依次为：浙江44人，广东34人，福建31人，湖北28人，直隶（含京津）21人，安徽12人，湖南7人，山西4人，山东、四川、江西各3人，河南2人，贵州1人。南方沿海省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的占82%。会员以南方人为主，特别是江浙人较多，是同学会成立初期的一个特点。
第三，在年龄方面（以1915年计），已知的有241人：22岁的1人，23岁、24岁的各2人，25—29岁的55人，30—34岁的96人，35—39岁的56人，40—44岁的14人，45—49岁的5人，50—54岁的5人，56岁以上的共5人，最长者75岁。其中39岁以下（含39岁）的占88%。这时的同学会会员，既有已年长的原留美“幼童”，也有民国初年刚回国的年轻人，少者22岁，长者75岁，可谓少长咸集，但二三十岁的占绝大多数，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团体。
第四，在留学时所学的学科方面，有记载和已查到的有187人，涉及的学科或专业很多，仅《会员录》所记载的，就有：政治、外交、法律、公法、法政、经济、商业、财政、会计、银行、币制、农科、森林、工商、工业、机械、采矿、冶金、铁路、铁路管理、船政、工程、土木工程、建筑、测绘、电工、电学、电机、工艺、邮政、电报、陆军、步兵、炮科、工兵、陆军交通、骑兵、海军、鱼雷、驾驶、教育、教育组织管理、医科、理科、工科、文科、地理、地质、化学、社会学、新闻等。
在所学的学科与专业中，学工程技术、工商实业和财经的最多，共90多人；其次是学政治、法律的，共30多人；余下的学军事的20多人，学教科文卫的20多人。
第五，至于会员当时的职业，在已知的267人中，超过80%的是北京政府的官员，分布于总统府及政事堂等各部门，其中较为集中的是外交部、交通部（含铁路等）、教育部（含官办学校等）、农商部（含工矿等）、财政部、陆军部等。所任官职从科员、主事、佥事、科长、技正、司长、参事、秘书、次长直到总长，以及参政院参政、总统府顾问等。其中，有外交部的三位前任和在任总长以及交通部总长、财政部总长、农商部总长、海军部总长共七位总长，还有60余位司长（含司长）以上的官员。
会员中有30余名是教育界人士，任职于北京大学校、北京清华学校、汇文大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陆军中学校、海军军官学校、航空学校、交通部传习所、地质研究所、奉天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等。其中有北京大学校、清华学校的在任校长，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校长与教育长。特别是北京大学校的，有20余人，包括首任校长严复、代理校长马良、在任校长胡仁塬，以及理科学长、法科学长、预科学长、机械科主任、商科主任等多名教授、教员。
此外，会员中还有前议会议员，银行高管，地方官员，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医生，达仁堂药店的东主等商人，还有一名新闻记者。
会员中，有多人是当时已成立的学术团体的重要人物，如中国矿学会、中国化学会的会长，中华工程师会的理事员，中国经济学会的发起人，中华医学会的秘书长等。
翻开早已泛黄的《会员录》，所收录的会员，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或有某种代表性、值得介绍的比比皆是。如以姓氏笔画排名第一的丁文江，就是颇有建树的大地质学家。其他如严复、马良、辜鸿铭，则是当年影响广泛、至今仍享盛誉的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家。还有周自齐，曾于1922年6月2日至11日短时间“摄行大总统”，是同学会会员中出现过的三位“摄行大总统”之一。《会员录》中有些会员现今已较少为人所知，而他们也曾为国家、社会作出过重要贡献。如会员伍连德，曾先后在英、德、法攻读医学，后回国行医和从事医学教育。1910年东三省爆发肺鼠疫，连北京都有人染病，震动世界。他奋不顾身，亲赴疫区指导防疫，担任总医官，最先发现了该鼠疫是通过呼吸而不是通过老鼠传染的，从而得以采取有效措施，成功扑灭疫情。1911年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万国防疫会议，他被推为会议主席，所介绍的防疫经验及理论，获与会11国代表赞扬。清政府授予进士，俄国和法国分别授予勋章。他1912年任孙中山总统侍从医官，1914年与颜福庆等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历任秘书长、会长，1916年被委为北京政府总统府特医，兼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铁路总医官。剑桥大学、香港大学及美、日等国多所大学先后授予其博士或名誉博士学位，并被前苏联细菌学会选为外籍会员，还曾被国际组织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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