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苏德隆在1935年以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一名毕业并荣获金质奖章，但对预防医学理念相当重视的颜福庆院长却不让他做基础或临床研究，偏偏派他到上海郊区农村卫生所搞农村卫生。
一间空房子、一个助产士加一个练习生，就是颛桥卫生所创办时的全部家当。苏德隆没有向困难低头，在两年时间里作了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和其他科研工作，打下了从事卫生学研究的扎实基础。
在整理外公的档案时，我欣喜地发现了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吴立奇写给上海医科大学的信以及他所提供的外公的五张照片——
我想起前一医副院长苏德隆教授，他有一段深入农村为穷苦人民诊治疾病、改善环境卫生的历史，很值得记录在上医校史之中。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在宝山县大场镇农村创办“山海工学团”，开展乡村普及教育运动。当时，上医院长颜福庆先生与陶先生是知交，为支援陶先生的乡村教育事业，在1935年颜院长派当时在上医任助教、在中山医院任住院医生的苏德隆先生，每周到大场去义务服务一天。我那时正在“山海工学团”，苏医生的热情、认真、艰苦工作精神，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苏医生的服务是无报酬的，他的午餐也是自带的，我每次都看见他自带一只方面包，两枚腌鸭蛋，一只苹果或一两支黄瓜。用餐时，只接受村民们一杯白开水。他的情绪非常愉快。当时，山海工学团有一新医务室，负责人是查淑怡同志（女，今在安徽省省委机关，已离休）。苏医生对医务室的帮助也是很多的。事隔半个多世纪，这些事迹，我似乎仍历历在目。值得庆幸的是，我这里还存有苏医生在1935年为农村人民治疗的照片。我希望上医的校史中能够给他一个显著的位置。
我在上医工作时，曾询问苏德隆教授：1935年间，是什么原因使他到大场农村为劳动人民无偿行医的？苏教授说，他当时在上医任助教，在中山医院任住院医生。有一天，正在查病房时，忽然接到颜福庆院长的一张字条，要他在查好病房后去面谈。当他见到颜院长后，颜院长说：“陶行知先生在宝山大场一带开展乡村教育运动，需要医务人员去指导乡村改善环境卫生，并为劳动人民诊治疾病。经过考虑，决定请苏医生每周去一天。你可同意？”苏说：“我在南京早就闻知金陵大学陶先生的大名，爱国爱民是天职，非常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就这样，他自备摩托车一部，每周骑摩托去大场乡村工作一天，风雨无阻。这五张照片是当时所拍。
吴立奇
6月15日
查淑怡、吴立奇等彼时均为中共地下党员，这也许是外公在不经意间和党组织的成员最早的接触经历吧。
吴立奇，1978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委员。曾就读于上海山海工学团。1935年5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的书刊发行员。
山海工学团：1932年10月1日，在上海宝山大场附近，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山海工学团"正式诞生，以后又创办了"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山海工学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影响遍及全国及东南亚。1933年春，陶行知将原作《锄头舞歌》中加上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的新的一段，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同年7月，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表明他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35年，上海党中央局被破坏后，陶氏作为非党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宣传队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国难日深，为解除国难，救国救民，他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支持组织"新安旅行团"，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唱歌团，推行国难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
刊于1936年《中华医学》杂志的论文《沪郊农村卫生工作初步报告》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外公发表于1936年《中华医学》杂志的《沪郊农村卫生工作初步报告》。外公时任沪郊农村协进会卫生主任，在机构运作仅仅四个月后做了这个报告。文中对沪郊农村卫生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工作区域之实况（人口、教育程度、职业、经济状况、卫生状况、农村改进工作等）、过去四个月来在训练人才、诊疗工作、疾病调查、农民及小学生免费体检工作等做了详细的描述。
他在报告的开篇中写道“沪郊农村卫生委员会之年龄今只半岁，其成立之经过有足述者。在最近数年内，关心于国计民生者，咸转其视线于农村问题。盖知农村苟不复兴，则中国不可复兴……”
“沪郊之范围甚广，东跨黄浦，而抵川沙县。西连青浦县，中心为上海县。至于北之宝山，嘉定，太仓，及南之南汇，其余上海市，上海县比邻之区，俱包括于沪郊之内。关于卫生事业，定上海县之俞塘，颛桥，赵家塘，及宝山县之大场四处为试验区。四处俱可由长途汽车通达；其与上海市中心之距离，最远者五十里，最近者二十里。”
我在几方面的文献中发现，外公除欣然接受颜福庆院长委派，义务到上海县颛桥乡办理农村卫生所，开辟国立上海医学院新的卫生教学基地之外，还到钮永建创办的马桥乡俞塘民众教育馆、黄炎培创办的赵家塘乡村实验学校、陶行知创办的宝山余庆桥山海工学团等义务服务，在这些地方每周轮流，“四处”奔波。几位创办学堂的先生他都见过，在那里他深入开展了职业生涯最初的流行病学调研等科学工作。档案里的5张照片中，有他在上海县、宝山大场镇乡下为农民治病时的留影，反映了这个时期外公在乡村的公医工作。
沪郊农村卫生委员会的经费来源是由“罗氏基金委员会”供给的，这也是我在文献中所见到的外公与大家熟知的洛氏基金会的最早交集，把时点由原以为的1944年（外公由洛氏基金会资助其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大幅提前到了1935年。
外公在《沪郊农村卫生工作初步报告》的结论中再次疾呼“近代医学之趋势在于注重公共卫生，近代公共卫生之趋势在于普及乡村卫生。我国农民贫病交加，其公共卫生之需要，更远甚于他邦。”心中的期许跃然纸上。
在旧时代，医生最喜开业，因为可以赚大钱，战事也影响不了收入。而在卫生机构中工作的医生，只拿固定工资，比起开业医生收入要少很多。关于外公对“公医制”的态度和观点，另文详表。我想，这段在乡村从事农村卫生工作的经历，对外公日后的人生轨迹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一年他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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