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1979年留学美国，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送出的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1982年回国。
1978年的一天，朱清时正在实验室里工作，电话铃响了，通知他参加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这也意味着他将有可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炎热的夏天，朱清时和同学们一边一遍又一遍地听录音，练发音，一边想象着美国的景象。
在许多不眠之夜之后，朱清时终于坐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但朱清时说，初到美国，眼前的景象让他和所有同学目瞪口呆：路上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大厦高耸入云，周围人都讲着听不懂的英语———突击了半年英语的朱清时，此时仍然只能当个哑巴。
初到美国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偌大一个华盛顿市，我全靠两条腿到处走。”朱清时谈起来仍然觉得好笑。“中午宁可饿一顿或花一个多小时走回使馆吃免费饭，也不肯花钱买点东西充饥，更不愿出5 角钱坐一次地铁。宁可花一两个小时一件件用手洗衣服，也不肯花几角钱用一次宿舍的洗衣机。”为了省钱，他还专门买美国人不要的净肥肉吃。很久以后，他这种穷怕了的心理才慢慢转变过来，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健康远比省下的那点钱重要。
最初一起去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很“抱团”：吃、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这样的生活虽然很有安全感，但慢慢地朱清时意识到，这样不行，还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并没有真正接触美国社会。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从宿舍里走出去的留学生。
在美国教授家寄宿的日子，朱清时开始真正走进美国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他的语言、观念获得了飞速的进步。
更大的困难还是在学习中遇到的。“差距实在太大了，那时国内甚至连好一点的插座都很少见，更不要说先进的设备了。”
第一年朱清时在圣巴巴拉加州大学从事激光激发荧光光谱研究。实验室的设备多数没见过，连用途都不甚了解，更无法下手使用。设备说明书装了一柜子。要看一遍至少也得大半年。相关参考文献更像天书般难懂。还有口语不流利，不能进行较深入的讨论。“原以为出国是进天堂，却不料来到地狱之门。”朱清时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
每周的小组讨论会是朱清时和一起去的中国留学生们最难受的时候，讨论的问题听不懂，自己更无话可说。那种尴尬的局面每天都在刺痛着他的心，朱清时的信心一度动摇，“当时想先学基础课，然后再作科研。可走完这条常规的路，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几番思想斗争后，朱清时决定：正视现实，赶上去!
当别的学生游玩、休息时，朱清时穿梭于实验室和图书馆之间。“当时真的很厌恨这种枯燥的生活：没有乐趣，没有假期。”朱清时说。然而，终于有一天，他看到记录仪画出自己期待已久的曲线!
朱清时与合作者一同得出的研究成果，帮助美国宇航局和法国的科学家们确定了在星际空间中存在着氢氧化钙自由基。一年后朱清时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半导体激光光谱、红外多光子离解和富利叶变换光谱研究，科研越做越顺手。“美国学生通常要干一年的工作，他几周内就能做完。”在一次学术会上，朱清时的老师向与会者介绍朱清时说。“这句话给我的自尊心带来极大的快乐，补偿了第一年生活中的全部苦恼。”
在麻省工作的一年里，朱清时发表了涉及当时分子光谱学几个前沿问题的论文。1981 年6 月，第36 届国际分子光谱学讨论会举行，朱清时成为一个会场的主席。“站在主席的位置上，我想着我是在代表中国。”1982 年初，朱清时从美国回到了西宁。
多年后，他还在为他当时所做的决定感到庆幸。“留学改变了我一生，让我的眼界开阔，看到了巨大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这段岁月磨练了我不服输的意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