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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民主人士中声望很高,留在党外意义更大”

时间:2023-06-14 15:51:39  来源:报团结网  作者:报团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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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进士到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

他的一生, 

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这是社会各界对他的评价。
 
他就是沈钧儒,
 
近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新中国成立后,
 
沈钧儒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病逝。
 
 
在狱中坚持斗争
 
沈钧儒出身于封建士大夫世家,
 
16岁中秀才,
 
29岁中举人,
 
31岁中进士。
 
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
 
主张维新变法。
 
中进士的次年(1905年),留学日本,
 
两年后回国,从事立宪运动,
 
秘密加入光复会。
 
1912年5月,沈钧儒加入同盟会。
 
大革命失败后,
 
沈钧儒暂时脱离政界,投身法律界和教育界。
 
然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
 
沈钧儒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
 
成立救国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宣传抗日,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
 
逮捕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在狱中,沈钧儒经常写诗、题字,以抒情怀。
 
“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被他高悬于狱室的墙上。
 
被关押期间,
 
沈钧儒还为上海法学院书写了50份条幅,
 
义卖募捐新建楼房。
 
在羁押中,“七君子”估计自己可能会遭毒手,
 
于是,沈钧儒提出“从容就义”主张,
 
与其他六位一致商定:
 
在押赴刑场时,
 
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在临刑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狱外,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汹涌的营救浪潮。
 
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下,
 
1937年7月31日,
 
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为鲁迅治丧与维权
 
沈钧儒生于1875年,
 
鲁迅生于1881年,比沈钧儒小6岁。
 
鲁迅在许寿棠的介绍下,
 
认识了沈钧儒。
 
1936年10月19日,
 
鲁迅在上海逝世。
 
在宋庆龄的请求下,
 
沈钧儒不顾白色恐怖,
 
以大无畏的精神,
 
出面为鲁迅购买墓地,
 
并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
 
10月21日是正式出殡的日子,
 
鲁迅的灵柩上覆盖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
 
覆盖着沈钧儒手书“民族魂”的鲁迅棺椁
 
在上海万国公墓,
 
两万多人参加了鲁迅的葬礼,
 
沈钧儒讲话说:
 
“高尔基前几个月死了,
 
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
 
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
 
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
 
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
 
这个,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
 
台下群情激奋,
 
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
 
鲁迅逝世后,
 
沈钧儒为出版鲁迅著作和捍卫鲁迅著作的版权不遗余力。
 
在重庆市,沈钧儒以律师身份发表声明捍卫鲁迅著作版权;
 
1942年,他创办了峨嵋出版社,出版鲁迅著作;
 
1946年,他参加“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
 
……
 
凡是有关纪念鲁迅的活动,
 
不管自己年事已高,
 
他都积极参与。
 
沈钧儒与鲁迅,
 
一个从事法律工作,一个从事文学工作,
 
虽然他们交集不多,
 
但他们忧国忧民的心是相通的,
 
因此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
 
 
三次请求加入共产党
 
沈钧儒自参加革命活动以来,
 
一如既往地站在中国革命、改造和建设的潮头。
 
为国是奔波操劳的多年里,
 
他曾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
 
第一次是1939年。
 
在日本侵华、民族危亡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背景下,
 
沈钧儒以“共产党朋友”定位自己的政治身份,
 
常去曾家岩“周公馆”与共产党员商讨国是。
 
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并深感可信。
 
于是,1939年夏,
 
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首次提出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当时,周恩来考虑到沈钧儒
 
是救国会和民盟等多个政治组织的领袖,
 
在民主人士中声望很高,
 
留在党外意义更大。
 
沈钧儒事后回忆:
 
“我很想能再活二十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
 
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次是1950年。
 
1948年,
 
沈钧儒代表民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表明今后的政治立场和前进方向是
 
要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
 
沈钧儒在思想上、行动上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
 
完全具备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
 
为此,1950年7月30日,
 
沈钧儒致函董必武,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
 
中共中央考虑到他身份的特殊性依然没有批准。
 
1951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第三次是1962年。
 
沈钧儒第二次入党的请求虽然仍未如愿,
 
 但他一不埋怨,二不气馁,
 
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
 
民盟、政协、人大工作竭尽余力。
 
1962年,87岁的沈钧儒身体每况愈下,
 
一直处于休养状态。
 
担心去世之后仍不能实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他于9月9日第三次提出了入党问题,
 
谈话中甚至提出了“如生前不能入党,
 
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的打算。
 
1963年6月11日,
 
沈钧儒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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