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序幕。
1978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美生从北京出发了。半年之后，本文作者孟国庆作为第一批第八期赴美留学生，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国。2015年9月28日，孟国庆把他留学到达美国后中国驻美大使馆发给留学生们的一套毛毯等物品，捐给了中国留学生博物馆。
四十年前的那场出国留学外语考试
作者：孟国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派出的首批赴美访问学者抵达美国
1979年12月23日作者（后左一）在科罗拉多Vail和美国总统福特先生合影
1978年我在山东邹县工作，那时整天为生计忙碌，并没有好好留意“改革开放”这个词。我是支农劳动休息时，偶然从地头一份旧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的。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具有的历史意义，更没有想到能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乃至我自己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张我在地头看到的报纸，我看了也就看了，并没有特别在意。没有想到的是，1978 年8 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到济南参加第二天的出国留学英语考试。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和神话一样!
我懵懵懂懂地开了介绍信，匆匆挤上了去济南的火车。当我和我们单位另外两位考生摸到在山东大学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又相当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准考证”来不及盖骑缝章，仅仅用圆珠笔在照片骑缝位置画了两道线。
为什么搞得如此匆忙？后来才听说，我们单位原以为这次和以往一样，只要政治可靠，不管外文水平如何，稍加培训就能出国。后来听说玩真格的要通过考试选拔，才临时叫我们三个年轻人替补。
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政审对家庭出身看得很重。据说，我是三个人中的最后一名，前两位出身贫农家庭。尽管我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我还算职员家庭出身。我父亲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为人老实本分，解放后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和冲击。我爸爸和我奶奶得知我出国留学的消息后激动异常，面孔的皱纹平展了，腰板也挺直了。两位老人家直到去世，对改革开放和“邓大人”给我们家带来的恩惠还念念不忘。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国内政治气氛乍暖还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不少人的思想还没从极“左”的桎梏下解放。一些人担忧，派这么多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留学，不回来咋办?后来才知道，邓小平同志当时以非凡的胆略说话了，话的大意是：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没啥了不起。即使出国一千个人中跑掉一百人，也只占十分之一，还有九百个人回来。
得益于邓小平的这句话，我方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后来又结束了我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山东省参加出国外语考试的有数百人。吃饭时每人发两个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个装馒头，一个装菜。因学校饭厅容不下这么多人，我们只能蹲在操场上吃饭。里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调，唧唧喳喳，场面可谓壮观。这里不乏头发灰白的考生，我们算是年轻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次公开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
我仅在高中学过3年英文，但成绩不错，还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尽管后来长期在贵州大山沟工作，没怎么碰英文，但考前我的自我感觉甚佳，甚至有点志在必得的劲头。但考卷一发下来我就傻眼了，考卷上有一种选择题，其中供选择的四个答案看来都不错，但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如今大家这种出题形式已司空见惯，但当时却难倒了不少“英雄汉”，面对考卷我迟迟不敢下笔。过去我经常叨咕“有卖的，没买的”，总认为没有让我施展才华的机会。今天机会来了，能不能出国全靠本事，既不要拍马屁，又不要开后门。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面对这一大张正反密密麻麻的考卷，多少悔恨、多少遗憾交织在心头。
我没受过听力训练，当时还有点口吃，自知口试是我的“弱项”，所以一心把“宝”押在笔试上。谁知道笔试竟是如此“惨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账，我真的连口试都不想参加了。口试时面对三位“铁面判官”，我诚惶诚恐，结结巴巴连舌头都不听使唤。
我最终还是成功地通过了“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英语考试”，后来又经层层筛选，最后三“榜”定案，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第八期留学生，于1979年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当时国门初开，除必要的政治、业务审查，还要调查被选送者大学的学习成绩，并且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我随单位保卫干部到济南体检，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把我的档案专呈山东省公安厅审查。
赴美前还需通过美国驻华领事的面试。因我们是首批公派留学生，老美对我们十分客气。一位黄头发的美国领事负责我的面试。面试结束时他猛地问了一句：“等我到科罗拉多，你能请我喝一杯啤酒吗？” 我一下子楞住了，想不到如此严肃的场合他会“蹦”出这么一句。他重说一遍后，我斩钉截铁地说：OK！心想反正吹牛不上税，先答应再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就在COORS 啤酒厂旁边，这种啤酒很出名，后来每喝COORS啤酒时我就想起那位风趣的美国领事。
出国前，我们在北京语言学院集训待了两个月。有一回我已经西装革履坐上机场大巴，却因签证没送到，只得回宿舍“卸装”。总算万事俱备真的要走了，临登机时又被告知机仓门有故障，又累又饿的我们又拖着大箱子到机场宾馆过夜。
当时中国飞美国要经巴黎中转，这是我懂事后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也从未吃过机上提供的如此丰盛的西式饭菜和喝过这么多的饮料。
总算到巴黎了，我们一色穿着当时国内最好的“银枪呢”大衣，其中绝大多数还是黑色的，在五光十色的戴高乐机场里分外醒目，简直和“大兵”一样。我茫然地望着戴高乐机场透明的自动扶梯和窗外闪烁的霓虹灯，望着金发碧眼的洋妞穿着时髦的超短裙来去匆匆。机场商店的商品琳琅满目，我头一次感到：“我们怎么这么穷啊!”
在巴黎期间，我们吃住在中国驻法使馆商务处，怀着虔诚的心情瞻仰了周恩来总理旧居和巴黎公社墙，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超级市场。我们一群人不敢走散，一是兜里没钱，用于付厕所小费的法郎都在领队手里；二是不懂法文。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极强，即使懂英语也不愿意说。
几天后我们抵达华盛顿机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到美国后每人发了一点美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钱。俗话说“一分钱能憋死英雄汉”，我们兜里有钱，出门心也不慌了。我们几个人就结伙四处逛，一来怕走丢，二来也是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唯恐美国的敌对分子挑衅和捣乱。如今回想起来真有点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四天后我离开华盛顿飞往学校所在地科罗拉多，机上的乘客知道我们是中国人都很新奇,也很友好。飞机上仅有我们两位是中国人，我才真正感到我是在国外。当时忐忑不安的感觉我至今未忘。
两个小时后就飞到了科罗拉多的首府丹佛。刚出机场，一位美国小姐就问我：”您是孟先生吗? 我叫玛琳达。”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们的秘书。当时我犹豫：“跟不跟她走呢？万一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绑架怎麽办?”后来,我也顾不了这麽多了，横下一条心就跟她到了学校。
我们的宿舍很不错，我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周围草坪犹如绿色的丝绒毯；煤气灶不需要点火,开关一拧就有火；洗碗池被剩菜堵住,一按开关就把里面的杂物粉碎，洗碗池又通了。学校有免费的游泳池,校园犹如花园一般；一些同学大声开着录音机熙熙攘攘在打球，不少女生穿着“三点式”泳衣躺在草坪上晒太阳，都是那样无忧无虑……
当晚台湾同学开车带我到超市买东西，我走进超级市场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各种吃的、用的铺天盖地而来。我心想世界上怎麽还有东西卖不掉的地方呢？要知道我们在国内买东西还处处要“票”呢！
第一次听到别人喊“某某太太” 时，我十分惊奇，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太太” 和 “同志” 一样，仅仅是个称呼而已。几天后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彩色照片，当时还不好意思问别人这是怎么印出来的。
初出国门的我，在彷徨和惊奇中在美国度过了七百多天。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对祖国从来没有这么热爱过，对祖国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狂喜不已。那时中国产品在美国凤毛麟角，我甚至在超市看到 Made in China 的龙口粉丝也会高兴好久。我们刚到美国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给我们每位留学生发了一套毛毯，让我们备感党和国家的温暖。2015年，我把这套毛毯捐给了中国留学生博物馆。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四十周年。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个瞬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这四十年也是改变我命运的四十年，改革开放给我们全家五代人带来了幸福和欢乐。我们全家包括我两个黄头发、黑眼睛的洋外孙都从心底感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四十年中，我一直坚持和我的祖国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作者孟国庆，1942年10月出生，上海市黄浦区人大代表，1979—1981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公派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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